海外投资并购大潮中都是雷，哪一步就可能把你炸飞了

根据汤森路透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成为全球跨境并购最大收购国。早在在2015年中资企业海外投资就已经创下了历史记录，598起投资的总金额达到了1123亿美元；而2016年第一季度刚刚过去，中资企业海外交易金额就已经超过了700亿美元！

 

 

从去年“2015中资出海年”到今年，出海企业一直都未停止过买买买的剁手节奏，从复星集团买了英国老牌旅游集团托马斯·库克、安邦保险出手荷兰BIVAT保险公司、韩国东洋人寿、万达买入西班牙足球俱乐部马德里竞技（Atletico Madrid）股权、35亿美元收购美国传奇影业、海尔54亿美元接手美国通用电气的白色家电、海航60亿美元大手笔收购美国信息技术企业英迈，中国化工集团准备以400余亿美元交易额并购世界最大农化和种子企业先正达……

投资家网统计数十比大型交易发现，中国企业的标的重心为科技与消费、TMT、金融服务等行业，并购目标所在区域主要以欧洲、美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为主，加上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利好，中亚、俄罗斯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域的投资也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布局。

中国企业如此大刀阔斧的开辟海外领地，都有哪些驱动因素？

一、人民币波动而引发的多元资产配置

过去的一年半时间里，市场结束了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 8月的汇改更是触发了人民币市场一连串的剧烈波动。 据彭博社对近1000家中资上市公司已经公布的2015年年报统计，这些公司去年汇兑净损失合计达487亿元人民币，是2014年的近13倍。

汇兑净损失就是指由于汇率的变动而产生的外汇兑换损失， 比如人民币贬值会使有外币债务的企业出现人民币计价的账面债务的加重。而对人民币中期走势的担忧也让大量企业选择提前偿还外债。

彭博统计显示，年初至今有至少8家中国企业已经提前赎回了22.4亿美元的海外债券，较去年同期的9.26亿美元翻番。

二、技术创新的外包和采购

企业在海外尤其是硅谷、以色列寻求高新技术标的，提高企业的产品创新度，从而更好地在国内开拓市场。

三、出于全球扩张的考虑

通过投资国外企业帮助实现全球扩张的目的。四月底业界盛传华为计划以20亿美金收购微软手机的战略布局就是华为全球扩张的冰山一角。倘若收购成功，华为在占有市场的同时也将利用微软-诺基亚的全球与美国渠道资源，更好地抢占利润空间。

中资企业出海有哪些姿势？

“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海外市场对中国资本的态度已发生了积极变化。”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中国企业全球化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王高对腾讯财经《资本论》表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表现得越来越成熟，而世界出于对中国市场的需求，也对中国资本越来越欢迎。而在投资模式方面，按照资本的介入度以及投资难度，中国上市公司的跨境风险投资可以参照采取四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可以被称为学习模式，适用于刚刚进入美国创业界试水的中国企业，既有利于了解新兴产品和新兴行业的发展趋势，也有利于企业为未来合作开辟市场进行前期布局。在这一模式下，中国企业可以采取“小额参股”的模式，以5%以下的参股方式或者以行业基金的有限合伙人（LP）的身份投资孵化器平台等方式，加深对于行业的理解。

第二种模式是授权模式，在对于公司和产品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之后，中企可以转入授权模式，以10%到15%的股份确保拿到产品和渠道在中国市场的优先授权。

第三种模式是战略合作，当中国投资方和美国企业加深理解，在财务回报上也产生期望时，可以转型为战略合作模式，这一模式也有利于企业的进一步扩张。在这一模式之中，企业可以采取持股20%到30%，或在中国设立独家合资企业等方式进行合作。

第四种模式是整合模式，指中方持股40%以上，与美国企业合并财务以及业务管理深度合作，并在董事会有足够的席位。

历史上日本海外并购的惨痛教训回放：

1985-1993年日本投资者共买了730亿美元的美国商业地产股权，这还不包括日资银行在美国的商业地产贷款。地域上主要集中在加州，先买的是甲级写字楼、地标建筑，1988年开始可购买的优质资产不断减少，所以开始买一些风险更大的投资，度假村、高尔夫球场、酒店。

90年代开始，由于日本和美国经济、房地产市场出现恶化，日本投资者开始减少美国的投资，美国商业地产价格大幅度下降，造成贷款额资不抵债，同时下降收益租金不足以支付贷款的本息利息，所以日本投资者就低价贱买了40%的所有权，投资损失达到四、五成。

当时日本资本投资美国商业地产的标志性收购，就是三菱不动产投资纽约的洛克菲勒广场，分多次购买了洛克菲勒中心累计80%的股权，投资额达到40亿美元。1990-1996年由于租金收益不足以覆盖贷款本金和利息，三菱用5亿美元的自有资金填补窟窿。到1996年还要救国内的母公司，被迫宣布投资项目破产，并将资产转给贷款人。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利率、汇率、房地产周期都对日本资本投资美国地产造成冲击。”莫恒勇分析说，短期汇率而言、日元兑美元的汇率，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以后，日元升值了80%，从250左右升到一百零几，使得日元购买力增强，大量的日本投资者投到海外。同时，为了日元升值促进经济，日本央行把利率由1985年的5%下降到1989年的2.5%。东京商业地产指数从1985年的135，爆涨3倍到1990年401，所以资产价格上涨，使得海外资产看起来非常便宜，这与当前中国的情况有点类似。

至于日本资金投资美国房产的泡沫破裂历程，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减缓通货膨胀压力，日本央行把利率从1989年的2.5%快速上升到1991年的6%，与此同时股票和地产市场开始暴跌，日京指数从1989年的接近4万点跌到1992年的8月1.4万点，东京商业地产指数也下跌了60%。股票、房地产市场同时暴跌，使得日本房地产商和贷款机构因为本国资产泡沫破裂，造成了流动性风险，迫使他们要低价甩卖海外的优质资产，哪怕要承受巨额的投资损失，并不是说洛克菲勒中心不好，而是国内出问题了，必须卖。三菱这个项目前后就损失了20亿美元。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企业错误判断了美国宏观经济的周期、商业地产的周期。1982到1990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第二长的经济发展周期，使得投资者对美国经济产生过度乐观情绪，1990到1991年美国出现经济衰退。三菱1985年开始买入洛克菲勒中心，当时曼哈顿的写字楼市场处于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扩张周期中，租金和价格都连续上涨了7年，与日本地产市场相比美国资产更便宜。

“日本企业刚买美国商业地产时做的预算也是有问题的。”他进一步指出，因为比较盲目乐观，当时三菱对洛克菲勒中心投资预算预计租金到1994年会涨到75美元每平方英尺，然而该地区的租金到1994年已经降到了30美元。今天中层的租金也就80美元。

出海路上有哪些水雷？

海外的环境相较于国内来讲完全是另一个陌生之地，而且市场和政策会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可以说是处处有雷，盲目出海只会得不偿失，先让投资家网小编为您逐一排雷：

一、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是指一国发生政治事件或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而对境外投资造成的风险，政治风险主要有国家干预风险、政策变动风险、民族主义风险、恐怖主义风险等。政治风险在发展中国家主要表现为政局动荡或战争冲突，在发达国家主要表现为东道国基于国家安全等政治因素对境外投资所做的限制。

比如中石油因2011年的中东和北非政治动荡，直接导致旗下长城钻探工程公司在利比亚和尼日尔等6个较大的海外项目合同终止。据统计，中石油这6个终止的项目预计全年影响收入12亿元，损失已超过2009年的国际金融危机。而中石油竞购优尼科失败则是发达国家利用国家经济安全政策评估机制影响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经典案例。

二、外汇风险

境外投资中的外汇风险一方面指即因外汇市场变动引起汇率的变动，致使以外币计价的资产上涨或者下降所带来的风险。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应当考虑使用套期保值等财务手段避免汇率损失;外汇风险另一方面指外汇汇出的法律风险。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取得投资回报，因此投资人能否将资本金、利润等汇回本国是取得投资回报的关键。如果东道国存在外汇管制，则会妨碍投资人上述目的的实现。

三、税务风险

中国企业的境外投资，通常会重点关注被投资企业的规模、交易金额、投资回收期等因素，而往往较少考虑到具体经营模式、盈利之后的利润汇回以及退出战略。而后者的妥善安排，往往牵涉到企业从中国税法、外国税法及国际税法角度出发做出的全面税务筹划。境外投资中，很多投资者为了避免双重征税，往往采取虚构避税营业地、设立离岸公司的方式，这种方式一方面导致母公司对项目公司管控的层级增加、法律监控减弱，另一方面可能违反投资目的国的法律，从而增加法律风险。

四、政策风险

随着各国对境外投资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的重视，投资目的国环境的保护成为投资者面临的一个重要法律问题。目前，投资者对于海外投资的环境保护，承担着具有规范作用的国际软法义务和表现为东道国及母国政府规制的间接国际硬法义务。尤其在目前我国境外投资大量涉及采矿业、制造业以及各种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一些项目选址或者建设运行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影响原住民的生活，或者涉及湿地、森林等自然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污染防控等。

环境保护风险还表现在为满足东道国环境保护法律，相应地增加项目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间接地增加了项目的风险。比如在2012年中国中铁公司在波兰承建的公路项目中，波兰方面即要求为了让青蛙及其他小动物安全穿过公路，公路下面应有三英尺高的通道。而这也是该项目成本高于预期的一个原因。

除此之外，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不仅包括以取得资源为目的的投资，也包括获得商标、专利或专有技术为目的的投资。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起步较晚加之法律体系不健全，导致相当比例的中国企业忽视知识产权的保护，因而常常在境外投资与并购中忽略了这一重要环节。

一般而言，在境外投资中，中国企业易遭受到的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风险主要注册商标被东道国企业抢注导致其产品不能进入东道国、所出售的产品侵犯了东道国现有的专利权等;在合作进行技术开发时，涉及合作开发技术知识产权的归属、权利范围等；另外，在收购境外技术型企业时，知识产权风险主要涉及收购前知识产权的检索及确认，以及对技术的评估与作价。

五、劳动法风险

劳动法风险是中国企业境外并购后遭遇的典型法律问题。发达国家，大多劳动保护法比较健全、且工会力量强大，工会在投资或并购过程中、在投资完成后的经营活动中、甚至在裁员、退出投资等过程中均有巨大影响。中国企业如果不遵守当地劳动法律，对目标企业人员随意调整、裁减，就有可能违反当地劳动法律，可能导致工会抗议、罢工甚至政府处罚或诉讼。中国企业在这方面曾有过惨痛的教训。1992年11月5日，首钢集团以1.18亿美元购买了濒临倒闭的秘鲁国有铁矿公司98.4%的股权，从秘鲁铁矿被首钢收购伊始，就被各种名目的罢工示威所困扰。

六、文化差异

即便是全球很多本土公司对中资接受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在中资出海的种种困难中，最大的困难还是文化的认同感。当优秀的外国本土企业难以认同中国企业文化，刚刚出海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和授权模式确保外国创业者聚焦于创新而中国投资者着力于中国市场的变现，双方各司其职，循序渐进，达成双赢。目前看来，这也是真正达到中国资本建立全球影响力的最优化方法以及时代的必然趋势。

七、投后管理风险

即便投资成功，中外跨境投资还会存在后续的合作难题。由于中外企业管理模式运营模式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引进产品、投资人以及扩大中国市场等中国企业的雄心壮志，外国企业的CEO等高层往往会存在不同意见，这也导致了合作过程中产生的价值观差异和道路规划的不同。

 

 

大咖们对于海外并购怎么看？

 

 

复星集团钱建农：海外投资要以全球化视野为资产避险

英国脱欧黑天鹅事件爆发，究竟会给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购带来多大的影响？

7月16日，复星集团副总裁钱建农在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海外投资主题论坛做主题演讲时表示，过去一周他在欧洲，见证了一周以来全球市场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比如7月14日法国国庆日尼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恐怖袭击，以及16日土耳其政治风波等。

“这些重大事件，在一个星期里发生，加上6月23号英国脱欧。我相信这些事件，都足以引起国际政治、经济、金融秩序的动荡。”钱建农表示。在国际形势风云变化的时期，中国企业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更安全地在海外配置资产。

他坦言，在英国脱欧前，复星集团内部对此有一个预判，所以他们暂停了一些英国项目的股权投资谈判，现在发现在英国脱欧后，有些项目价格的确下跌了。

“不过，英国脱欧到底会对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多大的影响，现在市场存在不少争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世界地缘政治、经济、金融形势进入了一个风云多变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我们投资应该需要更谨慎，要以全球化视野为资产避险。”钱建农表示，他个人认为，在金融市场短期波动加剧的情况下，对中国企业来说，要投资海外，更多的应该考虑一些战略性的资产配置。战略性资产配置是在较长时间内，以追求长期回报为目的的资产配置。

过去几年，复星集团在全球范围内，一直寻求这样的战略性的资产配置。

在钱建农看来，2010年复星开始在全球化进行战略投资，主要在欧美、亚洲地区进行。大概分成三个维度：

一是“保险+投资”，双轮驱动的核心战略。复星保险板块在最初投资了永安财险、复星保德信人寿、鼎睿再保险的基础上，近几年又陆续收购了葡萄牙最大的保险公司，还收购了专注于特种险的全球保险公司，还有拥有丰富劳工保险经验的美国财险公司，2015年末复星的保险投资资产较2014年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增长了50.02%，约合1600亿人民币。归属于母公司的利润，保险也是有大幅度的增长，增长88.4%。保险占总资产的比例也是由2014年的32.9%上升到了2015年底的44.6%。

“这表明，复星集团的保险布局已经基本成型。与此同时，复星集团还在不断提升自身的投资能力，两者希望有一个匹配，一个以保险为核心，对接全球的资本端，另外优化全球的资产配置，提升保险资金收益。目前已经配置的资产，包含战略性的投资项目投资，二级市场，购买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基金和全球主要股票市场交易的高流动性的股票和优质地产项目等。”他表示。

二是“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由于复星集团根植于中国，整合全球资源，希望投资跟中国发展和成长联系起来的企业。每投资一个企业之后，复星也是竭尽全力帮助这些企业在中国发展。

“当前中国经济每年6%-7%的速度在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2%，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概在25%左右。这就是我们所讲的中国动力。我们会找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消费升级对供给端的需求，希望有一些新的产品、服务，我们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符合中国消费升级的这些产品和服务来投资，然后引入中国市场。当然，也包含在全球领域帮助其发展。”他进一步指出，近几年，复星集团投资了全球很多项目，在全球几大洲，基本都有投资。

三是投资的全球化布局，应聚焦在“富足、健康、快乐”。复星集团希望通过全球投资，能为中国家庭、全球家庭带来“富足、健康、快乐”的解决方案。每个复星已经投的企业都是在“富足、健康、快乐”三个领域最值得投资的一些企业，应该是每个家庭都需要的产品、服务。

他表示，在2010年投资法国地中海俱乐部之后，复星集团还做了一连串的收购兼并。首先复星集团投资了英国的Thomas Cook，这是全球最早的一个旅行社，是欧洲两大旅行社之一，拥有95架飞机，在欧洲非常多的旅游资源、旅游线路。未来复星集团可以一方面让这家旅游机构跟地中海俱乐部结合，两者协同，另一方面也可以跟中国市场相结合，给中国消费者需求开发更多欧洲旅游产品。

 

 

瑞银中国钱于军：海外并购做十个小项目不如一个大的

7月16日，瑞银中国区总裁钱于军在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年会-海外投资主题论坛上，谈及中国企业走出去，将面临什么风险时表示：

首先企业要做好“家庭作业”。

很多企业都是第一次做海外并购，之所以做海外并购，他们给出的理由是，有资金或者别的公司都在做，A股市盈率高，国内市场也找不到太好的标的等。

钱于军认为，这些不足以成为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理由。但股东意愿需要得到尊重，如果企业选择了走出去，就一定要做好“家庭作业”。

一个就是政策风险。希望政策即使变化也尽快变化，并且明确，企业好据此作出对策。

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一定要找一个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标的所在国。如果这个国家正好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就要额外做好“家庭作业”，熟悉这个国家的政局整体稳定，如果实在不能保证（政局稳定），至少得寻找当地合作伙伴，当地客户和合作伙伴多少有些我国企业想不到的办法，“也许他能提醒你一些风险、帮你化解一些风险。”

当然要有几个原则，不熟不做、不懂不做、没有把握不做、没有退路不做。

“中国企业走出去，前景我个人觉得非常看好。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融资不应该是最大的问题。”钱于军说。

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国际化人才的缺失。“以至于很多项目我们建议客户，全盘照收标的公司的外国高管。当然你要发公告，不能说接收6个月再淘汰，你一般至少要给别人一两年的稳定期，然后再慢慢看。”

另外就是系统工程项目。因为海外的并购成败跟大小没有关系，但项目越大，胜算越高。“当大到政府会支持你，觉得你是很大的，能改变行业态势的时候，当大到对你的股东在海外凭空增加30%的额外营收和利润，你可以想象大家的关注度、能得到的内外部的支持。包括银行也喜欢大的。与其干十个小的项目，不如做一个大的，或者如果你这个小的是一系列之一，我相信所有机构都愿意支持。”钱于军说。

钱于军表示，一定要全球范围内资产配置，但中国企业的海外资产配置比率还太低。

他给出一个建议：能投债别投股；能做优先股别做普通股；能和优秀企业一起做的时候千万不要单干；或者主动跟人谈，搞一个产业基金往外走，也比投单一的标的风险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出现黑天鹅，美国出现过金融风暴，雷曼垮台；英国也出了。其他国家为什么就一定不会出现？

“我们判断中国企业走出去还是开始的十年、二十年阶段，要达到今天英国、日本的程度，可能还有几十年到上百年的长远的路程。” 

 

 

资深律师陶景洲谈风险控制：

中国企业在海外收购兼并并不是一个新的现象，但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我们在海外兼并收购的时候不能以是不是把这个公司买下来作为成功还是失败的一个标准。有时候不签约，不买，反而是一项亏钱的（交易）。有时候买了以后，可能会成功，可能会失败。根据国际上兼并收购的惯例来说，兼并收购的过程是一个价值摧毁的过程。1+1大于2的可能性绝少，1+1等于1.1的可能性比较多。所以我们不能特别乐观，觉得两个合起来一定会特别成功。

过去十几年，我做海外兼并收购，中国企业都是边干边学，有一些可能是第一锤子在海外的买卖。我记得十几年前我去国家发改委，当时就说要做海外兼并收购了，我说是不是能够说服中国企业先别做，先把日本的经验研究透了，把日本交的学费弄到我们身上你们才开始做，这样可能会省很多的钱。我们有权的任性，有钱的也任性，交了很多的学费。兼并收购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仅是会计师就完了，政府关系，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必须要有整个团队。我们在做兼并收购的时候我们企业也不愿意花钱，说我不买这个钱不白花了？就要找最便宜的服务提供商，这样可能会因此交比较多的学费。因为我确实没有办法说服他们，我说国际上的兼并收购大概是看十个项目能够成功一个，你要付九个项目，完全是朝外掏钱，但是不一定能够成功。

我先讲讲两个方面，1、企业海外并购面临挑战，2、迈过海外风险。有时候是迈不过去的，海外兼并收购的过程中步步都是地雷，哪一步就可能把你炸死了。

面临的这些挑战，第一国内的监管流程导致谈判的成本增加，阻力比较大。比如说我们国开行买一个飞机租赁公司，在欧洲。我们报价1个多亿，日本报价七千多万美元，但是人家说我不卖给你，尽管我一个多亿，你有批准和不批准的风险。减少海外投资审批制度，任何东西都有价值，政府审批造成不确定性，必须付相应的钱，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反过来说没有审批，是不是会发生外汇外逃还有这些假的交易等等。我说这个没有关系，中间服务提供商的责任，会计师他们的责任。到底怎么平衡，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我们很多的调研不太足。加上过去海外兼并收购对国有企业来说，多说是你的政绩，牵成了一个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都要登你，这造成很多项目的缺少前期的调研，或者不注意相应的调研。比如说中信泰富澳大利亚煤矿到现在还是一个无底洞，也没有出来东西。我们对数字比较麻木了，几百亿已经亏到里面了。

还有劳工问题，很多资本社会主义比社会主义的管理还要严格，我们当家作主，国际上的价格转移很复杂就不再展开了。迈过海外风险，行为上海外兼并收购分三步走，签一个意向书保密协议，签了就可以尽职调查，根据这个项目签一个股权买卖协议，签好之后说你要完成一些所谓的条件，完了之后交割，交割的话这个交易就算完成了。签意向书之后可能产生很多法律上的纠纷，比如说我们签一个意向书几家一块报价，一块收购这个公司，有的公司想吃独食，其他人甩掉。牵扯到合同的。或者我们排他性的谈判，你不能找其他人谈了，这个有时候很难拿到。但是有时候也能拿到，看卖家的这个谈判地位了。如果说本来说好了是独家的谈判，最后给别人谈了，可能会造成这个纠纷，我们会告他。还有一些保密协议，有一些交易完全为了拿到对方的信息，咱们俩签一个协议，我知道你内部的东西开始尽职调查之后，这个肯定不行。但是秘密的东西我已经拿来最后在国内去用，这样会造成保密协议的违反，因此会有合同责任。有一些说，我们谈判，但是如果说你最后不买我的公司，那么你不能去拉我的人，谈可以，但是不能把我的管理团队拿走了，又不给我签合同。没有签最终股权转让的时候，这些都是未来纠纷的可能性，还有代理，有的时候信息不畅通，找一个公司他们信息比较多，找他们跟买家签一个代理协同，他介绍完了之后再推荐他，都会造成这种纠纷。

开始尽职调查以后，前面协议也签了，在签署最终的股权买卖协议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纠纷，比如说尽调的不全面，买方的信息不够。中国的企业大家知道会有三本账，自己的帐，给你的帐，给财务的帐。国外也有这样的情况。信息披露不全面给的价格高的话，造成的问题我们就不说了。

文件签署之后也会有一些纠纷。比如说签的合同到开发行融资最后条件不够，觉得条件太苛刻，没有尽最大努力完成交割所尽的义务。一般会规定若干的意见，这些先决条件必须尽最大的努力还是尽合理的努力，这些都会造成纠纷。为了满足这些条件，到底是因为人的原因，还是不可抗力。在合同里面约定是不可抗力，还是应该合理的预期，因此不批准也要负相应的责任。货币的波动，货币贬值造成的风险谁来承担？合同里面不写，交割的时候按照这样算。既然掌握了，签了股权协议之后，本来应该掌握这个公司，过了一年以后发现根本运营商和你的期望值不一样，是不是价格调整条款？怎么调整。结果不一样，最后盈利状况不一样，是因为你的原因，还是他们原来的原因，怎么分配这个责任？另外交割之后，是不是还应该有所谓的保证？这些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些约定了我们在最早的文件中，一定要有所谓的纠纷解决条款。没有就是当地国家的法院管辖，有就排除了当地法院的管辖，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仲裁条款，就跟这个南海仲裁，上市仲裁，上市仲裁就是一个通过双方的民事的同意选择仲裁，来排除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实体问题的管辖。当地法院不能管你了，如果说一方要去当地国家的法院，你提出异议的话当地法院也驳回当地的申请，仲裁加上他有一个国际性的网络，加上他有所谓纽约工具，1958年公约，中国1987年参加，这样变成了可以拿到一个仲裁裁决，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可以得到承认和执行，防止当地法院的偏心或者说可能事实上没有偏心，但是我们总感觉他会偏心。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必须要有一个有效的政策条款。有一些国家必须定的特别详细，如果定的不详细有任何缺陷的话，就变成法院管辖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注意。在中国一个条款如果定的有缺陷，中国法院就拿走了，说这个无效条款。香港，只有仲裁这当个字，你到法院，法院就说你到哪儿仲裁，私人之间的事我们国家不管。与其迈过海外风险，不如对这些风险做出合理的预期，避免这种风险。或者说有海外的风险之外，我们也有相应法律上的救济手段，以便将来不会吃亏。因为进一个国家很容易，中国过去的经验表明到一个国家投资，这个国家的法制越不健全，你进去的越快。只要这个钱进来就好办。有人说美国太麻烦了，但是进去之后保障比较大。法律不健全的国家，有的就直接会回来了。

 

 

看到这里，小编再告诉你一个严肃的事实：实际上在声称要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中，仅有约10%的公司真正付诸了行动，而最后完成交易的仅有1%-2%。上述成功者即便达成了交易，出资企业也常常无法达到预期的投资目标。

在海外并购大潮中，理想和现实之间，只差了几个水雷。

 

 

附：2016年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表

为了全面和量化评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本评级体系纳入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对华关系五大指标，共41个子指标。这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团队连续三年发布评级报告。本评级体系今年共纳入57个国家进入评级样本，与2015年相比增加了21个国家。这57个国家中，还包括3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本评级体系的国家选择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标准：一是必须涉及真实的投资活动；二是重点选择G20国家以及中国海外投资额较大的其他国家；三是要满足主要指标数据，尤其是定量指标（经济基础和偿债能力）的可得性。

评级结果共分为九级，由高至低分别为AAA、AA、A、BBB、BB、B、CCC、CC、C。其中AAA-AA为低风险级别，包括9个国家；A-BBB为中等风险级别，包括34个国家；BB-B为高风险级别，包括14个国家。总体结果。从总的评级结果来看，发达国家评级结果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投资风险较低。其中排列前10国家中均为发达经济体。

 

（投资家网综合编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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