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创业投资的生命线

一年一度的高交会如期而至，除了精彩纷呈的各项高新技术成果展示以外，还有一道亮丽的风景一直伴随着这场科技盛宴走过了18年，这就是每年都会在高交会期间举办的“中国创业投资高峰论坛”。

从2000年开始，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每年坚持举办一场创投业的思想峰会，作为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被业界誉为深圳创投“布道者”的王守仁从未缺席过一场，并以“大家长”的角色主持每一场论坛。

尽管年过七旬，但王守仁依然坚守一颗对创投“痴迷的心”，他参与并见证了中国创投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跌宕起伏的二十多年。第一个特区柜台交易市场的创办、深创投的成立、创业板的启动、创投公会的设立……每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都有王守仁的身影。在高交会二十年之际，证券时报专访深圳市创业投资同业公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守仁，梳理过去二十多年创投业发展的脉络，直面当下的危机，并给未来行业发展把脉开路。

忆往昔：创投业的二次浮沉

证券时报记者：多年来，您一直坚持在每年的高交会举办创业投资高峰论坛，请问为何选择在高交会期间举办？高交会与创业投资有何渊源吗？

王守仁：第一，举办“高交会”一方面组织国内外高技术企业科技成果(包括专利和产品等)进行展示，另一方面借以近距离规模化开展股权融资。为此，高交会期间大批境内外创投机构设置展位，选择拟投资项目，并与参展企业举办投融资对接活动等。

第二，为迎接1999年首届高交会举办，深圳市政府于1999年8月成立注册资本为7亿元的深圳市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与注册资本5亿元的北京风险投资公司共同举办了创投高峰论坛，我作为深创投筹建人之一组织了这次论坛，首届论坛吸引大批参展企业和投资机构参加论坛，同时深创投也从这次高交会上挑选了一批拟投项目。

第三，2000年第二届高交会期间，深圳创投公会正式成立并主办了第一次大型创业投资高峰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八届，并成为历届高交会高技术企业与创投近距离对接的有效途经，同时是境内外创投机构开展交流合作并与参展企业开展互动的有效途经。

每年高交会期间举办这样一次专业化的创业投资高峰论坛，其目的就是给创业投资家们提供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回顾一年来创投行业发展中所取得的成就，并对未来行业发展走向进行深入的探讨；同时还邀请广大创新创业企业家进行零距离对接交流，吸引和激励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创投领域。论坛的举办对深圳市乃至我国创业投资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深圳创投公会举办的创业投资高峰论坛如今已成为“高交会”一张亮丽的名片。

证券时报记者：您见证着中国创投从萌芽到探索到发展壮大，请问过去创投业经历了哪些转折和变革？

王守仁：我国创投从1984年引入概念，至今已走过30多年历程。在这个漫长的发展中，其间经历了两次变革。一是1984年至2004年的探索期。其中前十年是创投的蕴育期，在国家一系列利好政策的鼓舞和激励下，我国创投业蓬勃兴起，由财政出资，各地科技部门纷纷设立国有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与此同时，外资创投机构纷纷进入国内开展创投业务，但因水土不服，政策法律缺位而几乎全军覆没，唯有IDG存活。当时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也先后率先由政府出资设立专业化大型创投基金。1997年至1999年期间，美国纳斯达克掀起网络股投资热潮，在这一新浪潮的推助下，一大批海外华人学子纷纷回国创业，带来先进的技术和外国成功的商业模式，并在外资创投基金的投资培育下，采取“两头在外”的方式，将一批中国高科技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企业成功推向美国纳斯达克及纽约证交所上市，这些外资创投基金也由此获得丰厚回报，极大地鼓励了境外投资者纷纷进入国内设立创投基金和开展投资活动，同时也带动国内社会民间资金开始进入创投业。但随着美国网络股泡沫破裂，加上我国创业板市场暂停开设，许多创投机构陷入迷茫，甚至转行，我国创投业进入短期的衰退和调整。

二是2004年至2016年快速发展期。2004年随着中小企业板的开设，一批创投机构所投企业终于获得从资本市场退出渠道，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标志着资本市场开始进入全流通时代；随后国家一系列扶持创投业的政策发布，加上2009年创业板的开设和平稳运行，标志着我国创投业的生态体系已初步形成。我国创投业随后发展迅猛、格局多元，基金募设、新设投资基金、项目投资与投资金额、投资收益与从业人员等均获得超常高增长。

知今夕：创投业进入新分化新变革时期

证券时报记者：今年的创投业陷入了“资本寒冬”，似乎也蕴藏着一场重大变革，您认为发生今天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和背景是什么？

王守仁：如今，由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国家防范金融风险去杠杆等因素影响，社会资金热度退潮，加上证监会加强监管，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过度提高上市财务门槛，导致过会率严重下滑，导致创投泡沫破裂，创投业出现新的分化和调整，进入新一轮大变革中。

这次变革实际上从2016年开始，国务院出台《关于促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全面构建了我国创业投资生态体系，标志着我国创业投资进入2.0时代。而当时无论是国家部委还是地方政府以及各类创投基金，都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重大变革。实际上，这次变革更加深刻，涉及面更加广泛，我国经济现已进入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攻坚阶段，新旧动能转换已刻不容缓。为加快自主创新步伐，国家制定一系列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政策。新经济不仅仅要超越传统经济，而且还要由消费信息经济朝智能化经济方向发展，这使得中国创投业面临更加艰巨的新任务：就是加快投资高质量的新经济，特别是以智能化及工业互联网、“工业4.0”为主导的新兴产业。

为此，这就要求创业投资企业自身投资理念、投资策略、运行机制，团队素质等都要有新的变革。如从业人员，合伙人在专业化、精准化方面必须要具有独特的产业背景和经验，甚至是成功的创业者，以适应高技术企业的成长规律；改变过去重投资、轻管理，短期投资的观念，将细分行业和高技术企业成长各阶段的专业化投资取代多个行业的混合投资；在基金封闭期方面，要由“3+2”、“5+2”等向“7+2”、“9+2”转型，确保创投企业长期投资；社保基金、保险资金等应加快改革步伐，更多地进入创投领域，进而推动我国创投业回归本源，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由短线向长线投资的转变，由单纯的股权投资向为投后企业提供增值服务转变，由财务投资向长期价值投资转变。

证券时报记者：近半年来的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带来一定的压力，您认为创业投资在扶持这方面产业发展上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王守仁：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院长吉尔菲·盖瑞特指出：贸易战的本质其实并不是贸易冲突，而是要遏制来自中国的创新。打压中国高新技术的发展。当前，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已获得迅猛发展，美国认为中国在未来可能取代其在高技术、金融、军事等方面独霸全球的优势，中国发展创新科技产业由政府财政支持是不公平竞争等。但就目前看，我国高科技产业与美国相比差距还很大。坦率地说，我们的高技术主要还是依靠引进和模仿，自主创新尚未占主导地位，这并不是我们的自主创新能力差，而是我国改革开放只有40年，1992年才开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1年才加入WTO，真正融入全球化。

但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正在不断增强中，在此过程中，创业投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发起“双创”活动，吸引更多的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工程师和科学家创业（包括华人青年科学家等），一些新创意、新技术进入创业领域，虽然未来大有前途，但失败率较高，通过创投提供资金，并全方位提供增值服务，以减少失败，提高创业的成功率。在美国的打压下，我们要更加奋发图强，从长远战略上认识创业投资对发展高技术产业核心技术的极端重要性，并利用国家的支持和国内广大的市场，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广泛开展国际合作，迅速抢点科技至高点。

与此同时，我们要加快建设充满活力、可持续发展和规范运作的发达创业投资生态体系，有效地引导、鼓励和推动创业投资由财务投资向价值投资、长期投资转变，建立和完善以政府引导基金为引导、社会资金为主体的创业资本筹集机制和市场化运作模式，撬动更多社会资本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等领域，重点培育和扶持处于初创期、起步期的创新型企业，提高中小微创新创业企业直接融资比重，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科技产业化，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其次，要特别重视创投基金的专业化，并发挥其作用，为不断满足高技术产业发展需求，创投业要加快变革步伐，不仅在数量上规模上增大，在投资质量上，投资中小微创新企业成功率上下足功夫。

展未来：应大力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近期，国家频频出台了一些支持创投业发展的政策，比如鼓励创投参与二级市场并购重组、创设科创板等等，您认为出台这些政策的背景是什么？对创投业能否带来真正的利好？

王守仁：国家最近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创业投资发展的新政策，其背景：今年以来，我国创投业与国内宏观经济处于同样格局，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中美贸易战倒逼中国面临新变革，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保持经济的平稳运行。而我国创投业面对新形势，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募资难”、“投资贵”、“退出难”等问题尤为突出，一些过去效益好业绩佳的创投机构也不得不放缓速度，压缩投资规模。面对新变革，创投行业将出现大分化、大调整、大重组，整个行业陷入“寒冬”。为防止创投行业出现大衰退，避免广大中小企业融资特别股权融资困难增大，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一直对创业投资给予了高度重视，多次对促进创业投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并出台一系列支持和鼓励创投业发展的新措施。

鼓励创投基金参与二级市场重组，其实前几年早有成功做法和案例。最典型的是浙江的硅谷天堂创投，与上市公司共同设立并购基金，为上市公司并购有助于上市公司产品、技术升级或发展新兴产业，这是全球大企业不断提高创新能力的必经之路。这对于创投而言，好处是帮助创投企业把被投企业，通过上市公司并购，实现间接上市，有助于创投基金的退出变现。根据我本人长期以来的国际比较研究，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实现产业变革的有效方法就是，在政府产业政策引导下，大力鼓励发展并购投资和创业投资，其中创业投资主要扶持中小微创新企业成长，并购投资帮助现有企业转型升级，使其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至于创投科创板市场，对创投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不过这事由来已久。早在20年前，我国就尝试借鉴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做法，准备开设创业板，但当时宏观条件不具备，在认识上也出现争论，再加上纳斯达克科技网络股泡沫破灭，国际扩张收缩，日本和韩国的创业板纷纷回归主板，所以直到2009年才开设了创业板。

但创业板也存在不适应小微科技企业大量融资需求，突出表现为行政审核色彩浓厚，财务指标过高，至今没有根据小微企业不同成长阶段在创业板内部设立分层次。上交所拟推出战略新兴板，后因故搁浅。科创板的设立，其实是顺应了小微创新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大量潜在高成长、先进的独创技术小微企业上市，同时为专注投资风险大、高成长的小微企业的专业化创投基金群体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这是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重要体现，也将引导更多创投机构设立专业化基金投资早期或初创期小微科技创新企业，以便在适当时候通过科创板上市释放投资风险，实现退出变现，也有利于创投机构选投优秀的挂牌企业，支持科创板上市企业并购重组。

为此，科创板实行注册制，淡化硬性财务指标，强化信息披露，而其成长性交给市场判断，这恰恰是美国纳斯达克的成功之路，但也将会遇到一些问题，如其交易的活跃性，投资者适当条件，以及暴涨暴跌的可能性等。新三板的教训已十分深刻，缺乏透明度，缺乏发达的做市商制度，对投资者限制太多，科创板能否克服新三板的弊端，还需要实践探索和完善。

证券时报记者：如今退出问题成为创投业界普遍的难题，在政策和市场建立合理有序的退出机制上，您有何建议？

王守仁：本人经过长期对中美创投及其生态体系的比较研究，深深感到尽管影响创投发展有多种因素，但关键的是：退出。因为创业投资是为新经济提供股权投资的一种新型投融资制度安排，最终要实现盈利，给投资者回报，并且回报要大于其他行业的平均收益率，才能吸引更多投资者参与到周期长、失败率高、风险大的创业投资中去，如何获得较高收益，重要的是要有发达的多层次卖场，这不是一般的产品卖场，而是资本的卖场。某种意义上，多层次资本市场是创业投资的生命线，关系到创业投资的兴衰。

那么，创业投资退出难问题如何缓解和有效解决，这是一个重大的改革问题，涉及到多个方面。首先，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要进行大改革，特别是要加快制定总体设计，制定科学发展规划，不能想到什么做什么，也不能走走停停，毫无章法。要进一步完善一级、二级市场的运行体系，现在上交所主板主要是为大企业提供融资，大部分是传统产业，科创板则是没有盈利或极少盈利的潜在高成长小微创新企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至今不清楚。深交所仍有主板企业470多家，中小企业板也是主板一部分，仅是财务指标大小的区别，创业板与中小企业板什么关系，不清楚；新三板是一个不完全透明的市场，与上交所、深交所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形成了多层次，实际上却是完全孤立的市场，不像美国纳斯达克市场内部分成有机的三个层次，可以自动转板。而我国资本市场转板方面行政障碍多，不利于企业的转型升级，不利于转型过程中可以使得地获得融资，同时也不利于严格退市。

其次，在政策上加大制度创新。加快培育专注为创业投资在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有效服务的中介服务机构。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对创投的运行规律不甚了解，往往容易将创投与证券投资基金视为等同，虽然有关方面出台一些差异化监管措施，但不确定性较大。只有通过发展规范的相关中介服务机构，使证券监管部门及人员更深入了解创投发展规律、现状与困难，而创投企业在选投项目和提供培育服务方面，更多了解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要求，从而使创投能更贴切在为多层次资本市场提供优质的上市资源，不断提升上市公司的科技含量，同时也加快创业投资的良性循环，再投资和可持续发展。决不可把创投“退出难”仅仅看作是一个暂时性困难，我一直主张我们要认真学习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衷心希望监管部门多派些人到美国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长驻学习实践，并把真经取回，加快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改革步伐，为创业投资退出创造更多便利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