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搭乘中国高速增长的列车

见证“中国奇迹”

上周，我接受了日本朝日新闻社广州分社社长益满雄一郎先生的采访。益满先生正撰写一系列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报道。采访我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深圳人。深圳这座城市正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具代表性的城市，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缩影。他们认为我是最能够感知深圳的变化的人之一。

年 12 月 18 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中国政府的关注度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的论调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市场的概念开始逐步兴起。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1979年12月，我就在这个新诞生的城市深圳出生。这里的人们几乎都是务农为生，我们也不例外。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确实，我与深圳一同成长，我见证了这一切。读书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深圳发展真快！但后来发现，原来不仅仅快，而是快得被称为“世界的奇迹”，世界上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案例。原来我们都走了狗屎运，被硬扯上“改革开放”这一趟高速列车。

“深圳”在我们小时候的记忆中，特指“罗湖”这一小片地方。我们经常听到大人们说“去深圳看电影”，意思其实就是骑单车去罗湖看电影。我出生成长的福田是当时是名副其实的乡郊地区、大农村。我就是农村长大孩子，光着脚在田地里玩耍长大。40年以来，我都生活居住在同一个地方——福田河流经的中心公园一带，未曾搬离。地还是那片地，天空还是那片天空，而当时的农村现在已经是国际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短短40年间，完成了从贫困农民到世界上最繁华城市的富裕居民的升级。我想世界上也许没有多少人有这样的完整经历。这让人不得不为中国所取得的经济奇迹自豪。

图片：80年代中的深圳，左一为本文作者

严峻的2018年

2018年我们准备庆祝和讴歌我们过去40年所取得的人类经济奇迹的时候，我们却遭遇了经济的寒冬，进入了严峻的经济调整时期。2016 年底-2017 年初金融去杠杆拉开帷幕，我国进入了去杠杆、防风险、挤泡沫的经济周期。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广义货币供应增速 M2 创历史新低。信贷的收缩，再叠加上中美贸易摩擦。内忧外患的环境引发了资产价格调整、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P2P 爆雷等一系列多米诺骨牌效应。

图：中国M2与M2增速（1985-2018）

图：2018年以来沪深300指数走势

沪深300指数指进入2018年以来已经下调了近30%。上面那这张图与我们欢庆改革开放40年的基调格格不入。最近，我听到了很多对未来中国经济未来极度悲观的看法。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经历了改革开放后40年的增长，现在已经是强弩之末了。有人认为我们的困难时期才刚刚开始。

这不奇怪，这市场上总是充满了那种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影响的人。正如很多财经节目的“股评家”，股票涨的时候就唱多，股票跌的时候就唱空。美其名曰：“顺势而为”，实质上也可以“恶其名曰”：后知后觉，人云亦云。在经济膨胀，泡沫积累的时候，他们比谁都乐观和激进；而经济调整的时候，他们又比谁都悲观和保守。巴菲特有句名言：要在其他人都恐惧的时候贪婪，在其他人都贪婪的时候恐惧。在浮躁的市场中，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能够做出理性独立的判断的人其实并不多。

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究竟中国过去40年的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否已经到头了？中国过去经济增长的底层原因是什么？研究历史是为了预测未来。如果我们找到了历史增长的原因，我们就能判断中国经济是否还能延续过去的辉煌。带着这些问题，我通读了中欧的朱天教授写的《全球比较的视角：中国增长之谜》一书。这本书是2016年8月出版的，朱天教授通过五年的研究，全面的剖析了中国增长之谜。很多人可能没有看过这本书，就让我们听听朱天教授亲自讲述自己的论点和论据。

朱天教授的研究基于大量的经济统计，跨越足够长的时间维度，用全球比较的视角，找出了中国过去4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底层原因：东方儒家文化所倡导的勤俭节约和对教育的重视。这不仅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原因，也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东亚国家过去高速增长的原因。这些国家同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他们的曾经增长率也是全世界瞩目的。

区分“短期”和“长期”的经济增长

我们说的“经济增长”是指一个国家人均产出的持续增加，是一个长期的概念。这个概念不同于某一年的GDP的增长，后者是一个短期的概念。在各国统计局所用的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法下，GDP可以被分成：消费（居民和政府的消费）、投资（资本的形成）和净出口（出口减进口）三个部分。这是凯恩斯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派理论中总需求的三个要素，也就是我们称的“三驾马车”。凯恩斯的理论最多只能用来分析短期的宏观经济周期性的波动问题，而不能用来分析中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经济短期靠“需求”，而长期则是靠“供给”来推动的。中长期的经济的增长是一个国家生产能力的扩张和生产效率提高的问题。中长期的增长引擎只有两个，一个是人均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增长，另一个是生产效率的提高，或者说技术的进步。“三驾马车”中只有“投资”才是驱动中长期增长因素，“消费”和“净出口”都不是。

勤俭节约，重视教育！在朱天教授看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迷就在我们许多人的家庭里可以找得到。看看我们父辈是不是普遍都很节俭、很喜欢存钱？高储蓄率不仅仅是中国，东亚国家的储蓄率也比较高。因为高储蓄率，才有了可以用于投资的物质原始积累。再看看我们身边，是不是很多虎妈？看看我们的小孩是不是幼儿园就开始背诵“人不学，不知义”，“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看看他们周末是不是都在忙于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正是广大中国虎妈和学子所作出的牺牲和付出，造就了中国高于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一些发达国家的基础教育质量，为中国走上创新型经济增长之路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形成了中国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一个国家生产效率的提高或者技术进度，需要大量的物质和人力资本的投入。

如果“勤俭节约，重视教育”是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么我们就没有什么理由对中国长期的未来悲观，因为这种民族文化观念并没有被改变。

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系列因素叠加的结果

朱天教授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证明其提出的论点：勤俭节约和重视教育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我也同意，儒家文化确实是中国经济增长独特的因素。但在我看来，中国过去40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因素或者两个因素起到关键的作用，而是一系列的因素叠加在一起造就了中国的增长奇迹。哪个因素起到怎样的作用，根本无法量化的。中国体制、人口红利、劳动力成本优势、中国人勤劳、全球化……都对中国增长有很重要的贡献，而这些环境因素并不亚于文化因素。朱教授认为，这都不是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我觉得其论证方法是值得商榷的。例如，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而朱天教授通过数据的比较发现其他许多国家也照样有人口红利，但其他国家并没有像中国和东亚那样高速增长，就推出，人口红利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或者东亚）的经济增长，人口红利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但承认其确实也是中国经济的增长的因素之一。

而我认为当说中国高速增长的一个原因是中国人口红利时，我们当然可以找到比中国更有人口红利而增长又很差的国家。这不代表人口红利优势就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经济的增长不是一个或者几个因素起到关键作用，而是一系列的因素叠加在一起，起到的“乘数效应”。那些比中国更有人口红利而又增长很差的国家，很可能仅仅具备一个因素，其不见得就具备中国拥有的这么多经济增长的因素。缺乏这些因素的叠加效应，再“勤俭节约，重视教育”也不足以让中国高速增长。况且，中华民族的勤俭节约，重视教育，也不是40年前才开始的。

中国增长的好戏还在后头

追赶效应

毫无疑问，40年前，我们起点很低。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几乎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人均GDP倒数第二。那发展了40年，我们追赶效应消失了吗？当然没有。中国虽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仅仅是总量第二，从人均GDP来看，我们仅仅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国家。我们在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三四线城市，农村还有非常大的潜力。

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解开了经济发展的枷锁。让市场发挥了其应有的配置资源的作用。激发了民营经济这一支经济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但经过40年，我们已经改得不能再改吗？或者我们已经开放得不能再开放吗？国有经济一直吃的是肉，改革开放40年，民营经济也就仅仅吃上了肉沫而已。

国企在资源获取（融资、土地等）方面仍具特有优势，更加公平、更加充分的市场化竞争环境能够进一步提升整体的经济效率。中国还有大量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有待通过进一步改革逐渐释放。当然，这绝对不是一个顺利的过程，因为改革总是要动了别人的奶酪。

很多人说中国可能会回头路，我觉得有点杞人忧天了。前进的路线从来都是来回曲折的。改革开放40年，改的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改的更是人心。让市场经济、自由、法治都已经深入民心。这种民心的趋向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中国早已经不具备走回头路的环境。

人口红利仍在

人口红利有所下降，但相对于世界仍然有一定优势。

改革开放后我国人力资源也得到了市场化的高效配置。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转向生产率更高的部门，这在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国企与民企的就业人数、地区之间的人口迁移三个方面均有体现。我们仍然有进一步推进户籍改革的空间，满足农民在城市生活的社保、医疗、教育需求，进一步提升城市对农民工的吸引力，延缓人口红利的消退。

年中国仍然有 2.1 亿从事农业。随着我国农业技术的发展，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大规模农业生产盛行，我们根本不需要这么多人从事农业生产。闲置的劳动力可以进一步流向城市、流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而这2.1亿人，比日本的总人口都多近一倍。

全球化

改革开放20年后的1998 年，国务院才放开外贸领域对民营企业的经营限制，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进一步开拓国外市场。你也许很难想象，我们的原来的开放度有多么的低。在此前，民营企业进行出口需要将产品先卖给国有贸易公司，再由贸易公司跨国转卖，交易成本高，效率低下。

外贸自主权的放开极大地刺激了民营企业的外贸积极性。2001 年，我国正式加入WTO，我国外贸的发展开始腾飞，对外开放也进入新阶段。我们参与了国际大分工，大量的中低端的Made in China的消费品出口到全世界。

今年中美发生了贸易摩擦，美国大幅度增加中国产品的关税。有不少人认为这会对中国的经济有沉重的打击，大大减缓中国的增长。而实际上，中国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度并没有人们想得这么大，我们经济的开放度只在世界的中等水平，我们对出口的依赖度比与我们的毗邻的韩国低得多。*

21世纪初，中国作为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了WTO，参与了社会大分工。而近20年过去了，中国发展实在太快了，我们迅速的从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华丽升级为一个富有发展中国家，堪称“最富的穷国”。

我们加入WTO时，发达国家们都预期我们顶多也就是出口点衣服鞋帽这些低端的生活消费品。但随着我们的产业迅速升级，他们也没想到我们还能出口汽车、通讯设备等高端的科技产品。那这个平衡就被打破了。

中美的贸易冲突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因为特朗普看我们不顺眼，而是中国20年以来的产业升级必然会引起的摩擦，以及对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新定位，国际贸易的重新平衡。其只会对中国短期的经济有影响，而远不足以使得中国经济逆转。

继续搭乘快速成长的快车

2018年很严峻，也许还会持续几年，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短期的经济周期，中国长期的基本面无论从朱天教授的分析，还是我认为多重因素叠加的分析来看，并没有改变。改革开放40年我们现在回首，我们都为其创造的经济成就点赞。但，其实这40年的增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来源：Wind，平安证券研究整理

这趟高速列车还能飞驰20年。也许不会像过去40年增长如此迅猛，但也仍然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我们能够预期中国在2030年会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即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

到快速增长的地方去

深圳福田区有一家酒楼在一座摩天大厦的54楼，我偶尔会和家人到那酒楼喝早茶。在这里，可以远眺深圳河的北岸繁荣的深圳市区和南岸香港的上水。每当站在这里，我就想起我小时候的故事。那是我们总是盼着住在上水的小姨回来。因为他们每次回来都带给我们带好多东西。吃的、用的、玩的，都是进口的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那时候成为生活在香港是那么的令人羡慕。

图：鸟瞰深圳市区与香港上水

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香港进入60年代开始就经历过中国现在的高速增长。而被称为超人的李嘉诚在1950年就开始创业，1958年开始投资地产。李嘉诚可谓踏准了香港高速发展的节奏，坐上了香港高速发展这班列车。香港早在1971年就已经步入了发达国家/地区的行列。香港的高速增长成就了“李超人”。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由于深圳和香港的巨大差异，深圳掀起了前往香港的偷渡潮。我有两个阿姨和一个舅舅就在70年代偷渡去了香港，成为香港人。但，很可惜，他们错过了香港高速增长这班列车。只能为李嘉诚为代表的财团打工。40年过去，他们的生活实际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我选择留在深圳的妈妈，我们生活质量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

朝日新闻的益满先生在采访中问了我一个问题：“深圳给你最大启示是什么？”我说：“我是做投资的，我们要投资最有成长性的企业，而不是最强大的企业。而选择自己发展的地方也一样，要到最有潜力，最有成长性的地方去，而不是已经很发达的地方。”（作者：蔡聪）

* 参考阅读：《中国增长之谜》朱天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