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尴尬”的现场庭审，与互联网司法的“拯救”行动

文|曾响铃

来源|科技向令说（xiangling0815）

2月12日，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原告朱女士就被告开发商公司未能按期办理房地产权证提起的诉讼正在开庭审理，要求被告公司支付逾期办证违约金。

不同的是，在疫情影响下，这场庭审并不是常规的现场庭审，原告朱女士是赶赴武汉抗疫一线的上海护士，被告代理人因疫情防控身在湖北、江苏无法返沪，法官通过在线视频审理了这起案件。

除了尽力避免人群聚集，疫情下各法律主体四散各处、难以出庭也让线上庭审成为疫情“倒逼”推动的主要服务领域之一。

最终，法官成功调解了这诉讼，双方达成和解。

事实上，嘉定区人民法院采用的线上庭审来自于深耕法律科技领域二十余年的软件与信息服务商华宇，从1月30日起，该企业联合阿里云和小鱼易连为全国法院提供免费的“云间”互联网视频产品与服务，线上庭审是其主要解决方案之一。

按上述案件主审法官徐芬的说法，“我们一直所追求的更快更高效的开庭方式，正在成为现实”，疫情激发线上庭审，让智慧法庭与智慧城市、远程办公等一样按下了“加速键”，而一旦“加速键”按下去，特定案情的法院审理环节全面变革就再也无法停止。

传统法院审理环节的三大“结构性”矛盾显现

线上庭审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在为解决传统法庭的痛点问题而——疫情是这些痛点的某种集中和放大。

公检法系统是严肃的社会系统，从公开资料和法院系统自己的调查分析来看，传统法院至少在审理环节面临三大姑且称之为“结构性”矛盾。

1、法律意识提升的唯一“负作用”：案件类型和结构性倾斜

全民法律意识提升，很多人都愿意相信法院的权威力量，要“通过法院解决”生活、工作、商业活动中的纠纷。

这是一件好事，代表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然而，如果说它有什么“负作用”的话，那就是案件类型和结构性倾斜，法院作为一个法律审判专业机构，很大的精力被分散出来，应对琐碎的、固定程式的小案件。

例如，在一份全国各省市司法案件的排行榜中，金融欺诈（比如信用卡贷款逾期）、线上购物纠纷、离婚、家庭纠纷等成为法院处理最多的案件。

这些案件的复杂度并不高，例如信用卡逾期不还，几乎不需要深度的专业调研，可快速结案进入执行阶段，但是，量却特别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必要的现场开庭等环节都少不了，需要大量的法院资源，法官的压力可想而知。

2、法院人才整体紧缺，书记员“紧俏”

一方面是“需求”膨胀，另一方面是“供给”的紧张，按照法院系统权威杂志《人民司法》的说法，是“案多人少矛盾日益突出”。

越来越多的案件，让本就难以培养的法官人才更加“不够用”，一些研究认为法官转型进入企业，也造成了人才流失的现象，人才缺口在短时间内难以补充完成，这和医生的培养成本高导致医学人才紧缺是类似的。

而除了法官，《人民司法》也曾重点提到“书记员”配置不足的问题，原本各司其职的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三类司法人员出现职能代行的现象，作为法官后备力量、负责协助法官审查诉讼材料、组织庭前证据交换等审判技术性事务的法官助理，不得不干起了庭审记录、归档等工作。

“解放”书记员、提高书记员的司法产出能力，也成为法院系统的当务之急。

3、积压案件变多

开篇的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案件，原本约定在春节后到场进行诉讼，被疫情打乱了计划，而在我国庭审有时效性，庭审判案的延期处理十分麻烦，于是，疫情确实直接“倒逼”了这次线上庭审的实现。

事实上，由于多数案例都必须完成自己应有的程序，即便没有疫情，在巨量的案件面前，因为法院人力、场地等原因也已经有延期的风险，案件被积压的可能性更大。

从这个意义看，其实线上庭审的需求一直都在，只是疫情倒逼互联网司法走向深入，表现更加激烈了一些。

不只有“远程”，互联网司法对传统庭审是“解放式”变革

互联网司法解决的首要的是“远程”的问题，华宇在2018年为北京互联网法院信息化建设提供全流程建设支持，实现案件受理、送达、调解、证据交换、庭前准备、庭审、宣判等诉讼环节全程网络化。

而事实上，线上庭审及其附带的能力，带来了另一些实际价值，总体上，互联网司法绝不是把现场庭审搬到网上那么简单，它从四个层面进行了传统庭审的“解放”。

1、小案件、常规案件降低人力成本需求，“速战速决”

朱女士在武汉抗疫一线，抽了半个小时即完成了此次法庭和解。

对大量类似的案情明确、牵扯面不大的案件来说，这样的处理效率将实现快速消化，且单个法官一定时间内能处理的案件变得更多。

而互联网司法解决方案自带阿里云AI语音识别、自动记录功能，将整个审判过程中大量的沟通内容（法官、原告、被告的话）直接转化成文字，庭审书记员只需要对文字做确认，庭审完毕仅需通过简单的操作、格式调整，即可完成庭审记录。

这些都直接降低了工作的人时，“曲线救国”不增加人力缓解了法院的痛点问题。据阿里云内部人士透露，华宇的云间-互联网庭审平台上平均每天有400多个案件同时进行审理。

2、通过详实记录保障案件质量

显而易见的是，一旦人时需求被AI等技术降低，法官助理代行书记员的情形将大幅度减少，法官助理可以专心协助法官提高重点案件的断案质量。

而更重要的是，诉讼法有一条基本原则——“直接言辞原则”，其中要求庭审笔录要如实记录各方言辞，以保障保庭审活动的合法性和司法公正，而传统庭审中，人工记录难免因遗漏和表达失真等造成“硬伤”问题。

一旦事务性的庭审记录工作被AI辅助，庭审就可以不再顾忌记录的节奏，当事人可以更好地为自己的权益“发挥”，表情、语调都可以直观性的支撑法官审理；在法官这里，可以集中精力只关注庭审专业层面的事，观察、思考当事人陈述，使判决接近事实。

事实上，逻辑很简单，抛开琐碎的烦扰，每个人都能把精力投入到最重要、最核心的事情上去。

3、庭审监控与公信力塑造

大众法律意识提升必然伴随对法院公信力的期盼，司法系统也一直在建设“阳光司法”。

然而，繁琐的案件太多、人力资源不足等，让陷于案件的法官等群体很难抽出身来推动公信力塑造等相关活动，能处理好一大堆案件已经实属不易，繁忙的工作一旦出现某些纰漏，会反过来招致不必要的质疑。

互联网司法不仅仅是方便庭审本身，便利使得数据的记录、存储、公开备查变得更加容易，AI语音识别转写系统对庭审过程真实记录，法官的所有言行变成永久数据存档。

一方面，对外部更加透明，另一方面，对内部也有了正向的制约，公信力的塑造不再是一件刻意的事。

4、“最低资源部署”告别“重资产”模式

过去也有远程庭审，但那时法院要参与线上庭审，需要大量设备投入，购置很多资产，对原告、被告等当事人的接入也有特定的需求（可能有具体的设备需求）。

得益于云计算的加入，线上庭审本身也实现了“解放”，在上述华宇的解决方案中：法院端，几个法官、书记员加上一个终端；当事人端口，一个笔记本甚至一部手机，就可以完成庭审接入；通过阿里云提供的人脸识别、真人核身、语音识别帮助完成身份认证工作。

正因为如此，截至2020年2月24日，华宇为最高人民法院及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365家法院的13098间法庭开通了线上庭审服务，支撑全国法院线上庭审10844次，开庭时长达714329分钟。如果没有云计算和对应的身份认证能力，被设备束缚，线上庭审是无法想象的。

一定是联合解决方案，但“木桶效应”后还有“反木桶效应”

很容易看到，能够为法院诸多方面带来全新变革的互联网司法，一定是联合式解决方案。

在上述案例中，最基础的云服务、AI语音识别、人脸识别、实人核身、远程签名确认，由阿里云提供，随着开庭的数量越来越多，云计算也能提供弹性增长的能力；

专业的庭审解决方案由深耕法律科技领域二十余年的服务商华宇负责，懂得法院庭审的“实操”流程，这是“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而除了阿里云、华宇，线上庭审的视频通讯能力由小鱼易连提供，小鱼易连的技术广泛应用在在线教育、远程会议中的RTC服务。

作为ToB联合解决方案的一个典型场景，任何一方能力不足都可能导致联合解决方案搁浅。在这些案例里，我们看到对法院而言，它面对的只是华宇的互联网司法服务，无需面对多个乙方交叉比对、整合分析，那么“联合”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阿里云是凭借自己过硬的技术能力被“选中”的。例如，庭审记录的AI语音识别除了正常的普通话转录，来自五湖四海当事人的方言识别和转录显得尤为重要，另外专业的法律专业词汇训练也是一大挑战，按内部人士的说法，华宇是比较了好几家云与AI的供应商、反复对比评测数据，最后才选择阿里云。

在互联网司法联合解决方案“搭伙”这件事上存在着明显的“木桶效应”，与大牌不大牌无关。

而反过来看，在全国法院数量有上限的市场背景下，联合解决方案做深服务是唯一的选择，这时候，联合解决方案还面临“反木桶效应”——最长的木板决定储水量的潜力。

例如，在线庭审通过AI辅助书记员，如果AI技术进一步提升，是否可以实现无书记员，让人力投入到其他更有价值的工作去？从目前的技术来看，这很难，但未来并非不可能，一旦实现，还将带动解决方案在庭审流程等方面的同步配套升级。

当联合解决方案组建起来，实现强强联手，就有了创造更多可能的机会。

疫情按下了互联网司法的加速键，但这不只是市场加速，场景深度也将以“反木桶效应”的方式加速。疫情结束后，更多“并非一定要到场”的快速庭审案例将出现，云计算、AI、音视频服务等场景落地也将更加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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